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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春岩与我的“诗歌时代”
 
镂  克
 
 
最早的圆明园画家
 
听说春岩兄1994年从澳大利亚回来探亲过一次,可惜他来去匆匆,我们未能相见。1995年,他带着老婆、孩子再次回国,不久一人去了三峡,游荡了几个月,到1996年春节后才回京。期间我们聚了几次。老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再次见到春岩,我感觉他还是十几年前的老样子,仍是那样自信、真挚、快人快语。10年前,在他的小屋,春岩向我和几个朋友醉醺醺地读他的“宣言”。如今,宣言说了些什么,早已忘记,只留下他的反复声明“我是天才,我是画家”的印象。
林春岩,是最早在圆明园作画的画家之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圆明园已经是京城新一代美术人的圣地。当1984年春天,林春岩与另一位画家(李铁坚)在圆明园路旁的树林间举办露天画展时,谁会想到90年代“圆明园画家村”会成为海内外新闻追逐的一个热点?80年代后期,不知什么原因,春岩兄去了澳大利亚。那时中国大陆的画家、诗人出国就像一阵风,真有些“大逃亡”的味道。据说,在澳大利亚,春岩兄什么苦力都干了,可画卖得并不好。这次他决心回国,寻求发展,使我再次想起一位诗人80年代末离开大陆时留下的诗句:“一棵大树被拦腰砍断,树冠飞向欧洲,根却留在祖国”。当我们谈起因圆明园而出名的画家上万美金地卖画时,春岩兄真是感慨万千,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
我和林春岩第一次见面是在1982年前后。他比我小几岁,和我妹妹一起在北京少年宫美术组画过画。他家住中关村一带,当时那里曾聚集了一批诗人、画家和歌手。春岩兄听说我喜欢诗且写一点,就热情地向我引见。在他的引见下,我先后认识了诗人黑大春、黄贝岭、芒克等人。他认为,这些人是值得一见的。我也没有想到,从此我的生活几乎改变了方向。
 
最初的震动与激发
 
1983年的一天晚上,春岩带我穿行在中关村一片低矮的平房间。胡同里很黑,没有路灯,我们则像幽灵一般。七拐八拐,到了诗人黑大春的住处。房间里的灯光依然昏暗,墙上挂着巨幅水墨画(可能是马德升的作品)和一幅“红树与女孩”的油画(于美好的作品。这是我见到的第一幅于美好的画,那希望与绝望胶着的梦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于美好还是春岩的女朋友)。屋里横躺竖歪着七八个人,像是些三教九流之徒。第一次与大春见面,没说几句话,他就让我喝酒、“浪诗”(朗诵自己的作品)。可我除了几首习作,实在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极为尴尬。在大家的要求下,大春“浪”了他的几首诗,诗句和他的声音都极具感染力,给我以巨大的震动。
此后不久,我在一组诗中写道:“当黑夜再次降临,我茫茫然跟着一个朋友,一头扎进这城市最偏僻的角落。我还从未走进过这么黑暗而坦诚的小屋,这里生长着一代黑色的诗人。房间的主人嚎叫着自己疯狂的诗句,震撼着深红色的灯光,震撼着涂满诗句的屋顶,震撼着拥挤在一起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哦,狮子,你铁蹄奔驰过的大地,从此留下了一个个停止不前的湖泊!哦,狮子,在你饥饿的充血的目光中,你留心到那些可爱的少男少女了吗?’这是诗吗?这还是诗句吗?我问我自己,我问那个颠狂的黑影,我问在场的所有人那缩成一团的目光,我问这恶臭的小小空间和辽阔的宇宙,让这一切回答我:不,这是生命!这是爆裂的生命喷发于粗哑声带的颤抖的激情!我终于被久久地震撼了……”这多少与我和黑大春首次见面的印象有关。
1989年,当这组诗用“镂克”的笔名在文学季刊《开拓》第1期发表时,这部分内容被编辑老愚给删去了,只留下一两句作为“引子”。老愚在“按语”中写道:“绝对的贫瘠与永远的温情构成了镂克君这组诗悲愤而缠绵的叙事基调。不由自主的英雄主义气概涵盖了一切苦难,并使诗人为自己的痛苦找到了最崇高的理由。作于1984年的这组诗很明显的属于北岛、江河式的史诗时代;一代人的使命感的大抒情淹没了诗人自己的身份,铸定了这些诗作将被遗忘的命运。激情与意志的抒写未能体现于感觉之中而显苍白与直露,镂克君赢得我们的仅仅是赤裸和真诚。”现在看来,老愚的点评是有道理的。1984年,我突然像火山爆发一样,写出一批叙事性的抒情之作,同英雄主义的受难情结密不可分,或许这与我和黑大春的相识并读了他早期“圆明园酒鬼”的作品不无关系。不管后来的生活如何变故,有什么不愉快,我至今仍然认为,黑大春是北京最值得关注的中国诗人之一。然而,若没有春岩兄的引见,我依然在自己的小圈子中交游,天地与视野只能漂泊于民办诗刊的文字之间。
 
引见黄贝岭
 
与黑大春相识不久,春岩兄又带我去见黄贝岭。当时,北京诗歌圈中的一些人对贝岭是颇有微词的。一些舆论或许认为,此人太热衷于社会活动,却拿不出过硬的作品来。但春岩兄认为,分歧与隔阂主要还是贝岭对圈中的一些诗歌倾向有自己的看法,且往往直言不讳,难免伤害了一些人。春岩向我引见黄贝岭,说明他尽管是诗歌圈外之人,但对圈内的人和事是有见解和判断力的。贝岭曾有一段时间在京城没地安身,春岩就在西单他的小屋中加了一个床“收留”了他。春岩兄的这种豁达与宽容至今令我敬佩。
与贝岭见面时,我正处于刚找到一点感觉的起步阶段,特别是读了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之后思想特别活跃,写出《剽窃的思考》一诗,在朋友中也多有赞扬,可贝岭却给了我当头一棒。以他的标准,此诗太长,且没有诗味。当时,他与另一位东北的诗人菲野正借住在石油学院的朋友家,春岩领我到贝岭的住处时,他与菲野刚洗澡回来,俩人的头发都很长,在那里又吹又梳的。贝岭的书生气和菲野的才子气,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傲气。贝岭拿着我那篇《剽窃的思考》的手稿,读一句评一句;最后让菲野朗诵了两首短诗,以示范说明诗应该如何写。
不久,贝岭与上海的诗人孟浪要编一本油印的全国范围的诗选。我给他寄去新写的《这是我的城市》组诗,他选了其中的一首《退却》,对我来说算是个安慰了。诗中最后一段说:“这城市正强烈地期待着一场无声的爆炸,我们不要再继续商量啦!花草鱼虫的轰轰声覆盖了你的记忆,当风雪雷雨的颂歌唱完的时候,或许我什么也不知道,或许我也知道;例如:因为没有钱,秋天的十月变得漫长……”这是我的诗首次进入更大范围的交流。对此,我没有忘形,而是领悟到要做一个称职的编辑所应具备的严肃认真与一丝不苟的精神。
 
第一次见芒克
 
与芒克的见面在我看来是历史性的。因为,我由此好像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地,使我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国诗人文化命运的悲壮。我不仅久仰芒克的大名,有关他的种种传说深深地吸引着我,而且我也一直很喜欢他的诗。芒克是“朦胧诗派”中真正血浓于水的诗人,他的直觉与语言才能是天生的,他的诗是无需雕琢的天然矿石和珍贵的历史标本。他是“朦胧诗派”中被误解最多的诗人,亟待有识者对其重新认识与正名,以再现其应有的地位与荣誉。
与这样的“老前辈”见面,我难免有些不安。同我和春岩一起去的还有于美好。她是芒克的崇拜者,芒克的《心事》和《旧梦》几乎成了她的“圣经”。她为此次见面,甚至化了淡妆,带了项链。在去芒克家的路上,我们还买了鱼和酒。芒克的酒量与做鱼的手艺也是闻名的,这或许同他在白洋淀插队的经历有关。
出乎我的意料,芒克见了我们就像见了老朋友一样,甚是可亲可近,毫无“大诗人”的架子与派头。他为我们做了“一鱼两吃”,鱼头鱼尾煮汤,中段红烧,味道的确鲜美。酒席间,他向我们讲述了许多他的“革命经历”,其间穿插着对一些流言蜚语的澄清与辩解。酒后,他看了我的组诗《这是我的城市》,问我诗中要说的是什么,我无言以对,他说无非是城市生活的混乱;在他眼里这没有什么价值。随后,他拿起一个很大的笔记本,为我们朗诵他的新作。我印象最深的是《给孩子们》,诗中写道:“看着你们可爱地长满了一地/并对我张开花瓣似的小手/我简直羞愧得无地自容/因为,我的确给不了你们什么/我既不是太阳,做你们的母亲/把你们抱在怀里,让你们喝我的奶/也不是大地,能够手托着/白天与黑夜的盘子,把一个个/美好的日子给你们端来/我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虽然是这样,我还想/就把我给你们吧!就让我/做你们脚下的土壤!我宁愿/让你们用有力的根茎去掏空我的心。”尽管我们已不是孩子,但当时仍感觉此诗好像正是为我和春岩、于美好而写的,让我们大受感动。
到下午三四点,芒克漂亮的老婆回来了,同时又来了另一个诗人(好像是维维),屋里的气氛一下就变了,他们开始谈论外国的一些诗人,满嘴的洋文。芒克开始沉默,我和春岩、于美好只好起身告别。
 
我们的“80年代”
 
80年代是我的“诗歌时代”,尽管它在1986年就已气数待尽,但对我和我的朋友们来说,它仍是至关重要的。这短短的十年,几乎确定了我们一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那是激动人心的自认为有方向的时代,同时也是青春的疯狂与痛苦的时代。期间,我们读书、写诗、广交朋友,随后恋爱、结婚、生养孩子,似乎一辈子的生活内容被什么力量强制性地压缩在一起了,诗歌不过是它的副产品。
80年代,我们焦躁不安的脱胎,如今我们已经换骨了,但仍像上一代人摆脱不了“文革”情结一样,80年代的记忆始终要伴随着我们。那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一段“心灵史”,它的价值或许更多地呈现在我们的情感与行为之中,而非文字和最后的结果。有些事是可以淡忘和模糊的,可有些事将永远历历在目。
与春岩兄十几年后的再见,使我霍然意识到我们曾经一起拥有过的那段岁月,他再次强化了我的记忆,我想对他说:春岩兄,在我曾拥有过的“诗歌时代”,你是举足轻重的;尽管我对你的绘画作品与心路历程还知之甚少。
 
(原载《环球青年》1996年6期)
发布时间: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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